昨天晚上黄应丽和以前的一个老师通过QQ聊天的时候，说到了关于学习中医，他说，要学好中医就必须把伤寒读精思熟虑，这样才会在临床中不会辩证错，治疗起来才会有效果。他说，他按照伤寒的方法来治疗疾病，效果都很好，这是为什么呢？主要是总的方向没有错，辩证是关键。
下面是黄应丽找到的一些关于伤寒的学习重要性：
第一回
伤寒学派是以研究、阐发张仲景《伤寒杂病论》的病、机、论、治为主的历代医家形成的一大医学流派。伤寒学派的诸多医家从收集《伤寒论》散在旧论，订正校勘，继而在学习过程中阐发学习心得和学习方法，并同时进行着医疗临床实践的过程……《伤寒杂病论》成书近2000年的时间里，被公认为中国医学方书的鼻祖，誉为讲究辩证论治而又自成一家的最有影响的临床经典著作。古今中外曾有七百多位学者对其理论方药进行探索，留下了近两千种专著、专论，从而形成了中医学术史上甚为辉煌独特的伤寒学派。
张仲景（原名张机），东汉末年，南郡涅阳（今河南南阳）人。生平大约在西元150-219年。《伤寒杂病论》总结了汉以前的医学成就，把古代理论医学和临床医学结合起来，内容明确系统，理法方药完备。确立了临床辨证论治的方法，在中医学的发展中占有承前启後的地位。
没有张仲景的《伤寒杂病论》，就不会有伤寒学派；反过来，伤寒学派的产生有其医药学发展的必然性。这是因为：其一，社会人的生老病死问题要求有其解决相应矛盾的医药学理论和方法。其二，中医学的发展早在战国时期已形成了以《内经》为基本内容的较为完整的医学体系，而这一理论体系包含着唯物主义和辩证法的合理思想。其三，到了东汉时代，社会政治经济的发展状况，从流行病学的角度来看，可见一斑。张仲景虽叹他自身“家族素多，向余二百，建安纪年以来，犹未十稔，其死亡者，三分有二，伤寒十居其七。”但也反映了当时战乱频仍、民不潦生境况下，伤寒流行病学的概况和趋势，或者推而远之，也可以说是反映了仲景时代以前的伤寒流行病学的概况和基本统计，这在客观上给医学大家张仲景提供了形成较完整的外感热病的理论与实践证治的条件。其四，如仲景自序：“感往昔之沦丧，伤横夭之莫救，乃勤求古训，博采众方，撰用《素问》、《九卷》、《八十一难》、《阴阳大论》、《胎胪药录》，并平脉辨证，为《伤寒杂病论》合十六卷。虽未能尽愈诸病，庶可以见病之源，若能寻余所集，思过半矣。”反映了张仲景对伤寒所致疾病危害人们健康的同情之心和解除伤寒病痛的决心，以及为此目标从经典著作及不见经传民间中，结合自己的临证实践，所从事的艰辛劳作。由此可见，《伤寒杂病论》倾尽了张仲景的心血，也集中了当时医学发展的最优秀的成果。张仲景熔理论与方药于一炉，写成《伤寒杂病论》，奠定了中医学辩证论治的基础，专门探讨伤寒杂病的诊断治疗规律，被后世医家所推崇，被称为医中之圣，《伤寒杂病论》亦被奉为经典。后世很多医家专门从事《伤寒杂病论》的研究，从晋唐至宋元明清，历代不衰，形成了医家众多的伤寒学派。
尽管《伤寒杂病论》被奉崇为“医门之规矩”、“治病之本宗”、“方书之祖”，那仅仅是后世之事，纵观它的历史命运，所显示出的不朽的生命力，委实与其本身的“磨难”分不开。
第二回
《伤寒杂病论》成书于东汉末年，时值社会动乱，历遭兵变，加之印刷术的局限，而未得到广泛地流传与应用，以致造成散失一书千古难全，甚至万世不复的缺憾。后世医家对这部典籍的搜集、整理、编次，研究与发挥的过程，也就是伤寒学派形成、发展与兴盛的过程，有这样一个艰难过程，也是其他诸如河间学派、易水学派、攻邪学派、丹溪学派、温补学派、温病学派，还有其他学派，不论从历史时间上，学术思想的完整性、系统性，影响性，渊源方面不可比拟的；反过来看，在后来诸学派的学术思想又都深深地印有《伤寒杂病论》思想的痕迹。
值得一提的是伤寒学派内部的论争，到了明、清时期，在伤寒学派发展史上，算作第三个发展阶段，即发展、兴盛阶段，围绕着《伤寒论》的编次、注释、研究方法、六经本质等问题，展开了激烈的争论，形成了不同的流派。肇始人是明代方有执，他提出错简重订之说，认为晋王叔和编次的《伤寒论》是“颠倒错乱殊盛”，必须“重新修订”。于是，他采取整移改削的方法，对《伤寒论》大加改订，并着重发挥了“卫中风”、“营伤寒”“营卫俱中伤风寒”之论，著成《伤寒论条辨》。后有喻嘉言著《尚论篇》，对方氏的考订大加赞尝，认为其“改叔和之旧，以风寒之伤营卫者分属，卓识超越前人。”并将风寒中伤营卫之论概括为“三足鼎立”学说，受其影响，后更有张璐著《伤寒缵论》、程郊倩著《伤寒论后条辨直解》、章虚谷著《伤寒本旨》、周扬俊著《伤寒论三注》、黄坤载著《伤寒悬解》等，无不以错简为说，指王叔和王非，议成无已之误。与之相反，也有认为王叔和的编次，仍为长沙之旧，没必要迁条移文，而成无已之注，不仅未曲解仲景之说，且引经析义，实为诸家所不胜。持此种观点的医家，如张子卿、张志聪、张锡驹、陈修园等，其中以陈氏观点最为典型，他在《伤寒论浅注》里说：“叔和编次《伤寒论》有功千古，增入诸篇，不书其名，王安道惜之。然自《辨太阳病脉证篇》至《劳复》止，皆仲景原文，其章书起止照应，王肯堂如神龙出没，首尾相应，鳞甲森然。兹不敢增减一字，移换一节。”他们对六经病机的解释，持六气气化学说。两说之中，操前一种观点的称之为错简重订派，操后一种观点的称之为维护旧论派。医学教育网搜集整理
对于错简重订派与维护旧论派之论争，笔者认为说穿了，只是一个对《伤寒论》的研究方法问题、认识问题，似乎无必要言过其词。方法、层次、角度、结构，可以而且允许有多方面的，这样才能称之为学问，研究的本身都紧紧围绕一个《伤寒论》，非但对《论》的内容实质没有提出非议，而且至宗至圣，谁都不曾妄加一字，妄减一字。
《伤寒杂病论》成书于东汉末年，时值社会动乱，历遭兵变，加之印刷术的局限，而未得到广泛地流传与应用，以致造成散失一书千古难全，甚至万世不复的缺憾。后世医家对这部典籍的搜集、整理、编次，研究与发挥的过程，也就是伤寒学派形成、发展与兴盛的过程，有这样一个艰难过程，也是其他诸如河间学派、易水学派、攻邪学派、丹溪学派、温补学派、温病学派，还有其他学派，不论从历史时间上，学术思想的完整性、系统性，影响性，渊源方面不可比拟的；反过来看，在后来诸学派的学术思想又都深深地印有《伤寒杂病论》思想的痕迹。
值得一提的是伤寒学派内部的论争，到了明、清时期，在伤寒学派发展史上，算作第三个发展阶段，即发展、兴盛阶段，围绕着《伤寒论》的编次、注释、研究方法、六经本质等问题，展开了激烈的争论，形成了不同的流派。肇始人是明代方有执，他提出错简重订之说，认为晋王叔和编次的《伤寒论》是“颠倒错乱殊盛”，必须“重新修订”。于是，他采取整移改削的方法，对《伤寒论》大加改订，并着重发挥了“卫中风”、“营伤寒”“营卫俱中伤风寒”之论，著成《伤寒论条辨》。后有喻嘉言著《尚论篇》，对方氏的考订大加赞尝，认为其“改叔和之旧，以风寒之伤营卫者分属，卓识超越前人。”并将风寒中伤营卫之论概括为“三足鼎立”学说，受其影响，后更有张璐著《伤寒缵论》、程郊倩著《伤寒论后条辨直解》、章虚谷著《伤寒本旨》、周扬俊著《伤寒论三注》、黄坤载著《伤寒悬解》等，无不以错简为说，指王叔和王非，议成无已之误。与之相反，也有认为王叔和的编次，仍为长沙之旧，没必要迁条移文，而成无已之注，不仅未曲解仲景之说，且引经析义，实为诸家所不胜。持此种观点的医家，如张子卿、张志聪、张锡驹、陈修园等，其中以陈氏观点最为典型，他在《伤寒论浅注》里说：“叔和编次《伤寒论》有功千古，增入诸篇，不书其名，王安道惜之。然自《辨太阳病脉证篇》至《劳复》止，皆仲景原文，其章书起止照应，王肯堂如神龙出没，首尾相应，鳞甲森然。兹不敢增减一字，移换一节。”他们对六经病机的解释，持六气气化学说。两说之中，操前一种观点的称之为错简重订派，操后一种观点的称之为维护旧论派。
对于错简重订派与维护旧论派之论争，笔者认为说穿了，只是一个对《伤寒论》的研究方法问题、认识问题，似乎无必要言过其词。方法、层次、角度、结构，可以而且允许有多方面的，这样才能称之为学问，研究的本身都紧紧围绕一个《伤寒论》，非但对《论》的内容实质没有提出非议，而且至宗至圣，谁都不曾妄加一字，妄减一字。
第三回
（一）、错简重订派主张的“重修考订”，采取的整移改削的方法，还是在王叔和编次整理的《伤寒论》的基础上进行的，没有跳出也不可能跳出这个文本的圈子，而晋太医令王叔和对《伤寒杂病论》于东汉末年书成之后由于战乱而造成的散佚的条文方证进行了广泛的搜集，整理与编次，这是后世的医家知道的唯一的也是最早作这方面工作的官方医家，除了王叔和整理编次的《伤寒论》而外，再没有类似的第二个本子，就王氏自己对这次整理编次《伤寒论》，他说：“今搜采仲景旧论，录其证候、诊脉、声色，对病真方有神验者，拟防世急也。”表明他是从脉、证、方、治入手。按照仲景辨证论治精神进行整理编次的，因而是比较成功的。与他同时代的针炙大家皇甫谧对其作了肯定的评价，说：“近代太医令王叔和撰次仲景选论甚精，指事施用。”可见王氏在保存流传张仲景的《伤寒论》方面，具有不可磨灭的功绩，这是应该充分肯定的。
（二）、《伤寒论》本身经典性很强，文字简洁，理论深奥，内容宏丰，极富理论性和广泛实践性。它的核心是辨证治，逻辑层次缜密而严谨；临床针对性矢的紧扣，妙在和外感伤寒病的复杂性相一致。王氏撰次的《伤寒论》即使如错简重订派所说“颠倒错乱殊甚”这也是允许的，也是王氏整理研究《伤寒论》学术思想的反映，应以瑕不掩玉观之，断不可以瑕毁玉使之。成无已第一个用《内经》的经义对《伤寒论》逐条作出阐发，其思想方法也是符合仲景有“撰用《素间》、《九卷》、《八十一难》、《阴阳大论》的精神原旨的。成氏注解的意义在于他首创全面注解《伤寒论》的先河，以经注论，注论结合，阐明学理，使《伤寒论》第一次获得理论上的说明，同时，对《论》中的五十个主要症状的发生机理，临床特点，形证异同作了精辟的阐述和辩别，这对后世医家理解和应用《伤寒论》，用注解、释义的方法剖析、发明《伤寒论》，都有很大的启迪作用，所以深得众多医家的尊崇。”
第四回
（三）如前条所述，由于《伤寒论》经典属性很强，论述的外感病丰富多变，因而对它的研究和运用也就会产生多面性，即每个医家或医学流派会有其独到的某个方面或几个方面，这就是伤寒学派形成的历史过程中又会产生各个亚派的客观基础。换言之，在伤寒学派内部又会产生亚派存在其必然性。需要一提的是唐代医学大家孙思邈对《伤寒论》研究。孙氏直到80岁以后撰著《千金翼方》时，才见到《伤寒论》全书，大体载于卷九卷十之中，为《伤寒论》最早之版本。孙氏在收载《伤寒论》时有三个特点：1、只收录原文，不作一字注释，不作义理发明。这一点似乎与后世维护旧论派“不敢增减一字，移换一节”的观点“心有灵犀一点通”。2、采取“方证同条，比类相附”的研究方法，将《伤寒论》条文分别按方证比类相附，给后世如柯琴、徐大椿等医学大家从方证角度探索《伤寒论》作了先导。3、谓仲景治法大意“不过三种：一则桂枝，二则麻黄，三则青龙，此之三方，凡疗伤寒，不出之也。”为后世方有执、喻嘉言等的“三纲鼎立”之说埋设了伏线。可见在孙思邈的学术思想中，就孕育了后世伤寒学派内几个亚派的胚胎，但并没有对《伤寒论》产生什么“质”的分歧，正如孙氏哲学思想中既有道家，又有释家、儒家思想一样，各采所长，浑然一体。那么，后世方有执、喻嘉言何以能操一说，底毁他说，故作水火不容之态，就未免有失偏颇。
（四）明代医学大家方有执持错简重订之说，对《伤寒论》的重新编次，自以为恢复了仲景《伤寒论》的原有面貌。究竟如何？实难稽考，但也反映了他对《伤寒论》确有一定见解，增强了《伤寒论》条文的系统性、条理性，使其规律性更加显著。方氏把风寒伤营卫提到整个太阳病的共同病理基础来认识，深刻地揭示了太阳病发病，传变与转归的规律，这对仲景学说是一个大的发挥，是方氏医疗实践的积累和长期认识的结果，有其一定的科学性，应该给予肯定。这种认识和后来喻嘉言的“三足鼎立”说所具有的理论上的勇气，在推动伤寒学派内部百家争呜，发展仲景学说方面，起到了推波助澜的积极作用。
第五回
（五）伤寒学派发展的历史必然产生第三种学术观点，认为《伤寒论》的精神实质是辨证论治，不管是仲景相论，还是叔和篡集，只要有利于辨证论治的运用，其错简与真伪就不是主要的问题。笔者认为这是一种现代化的观点，尽管这个观点产生于前清。然而它却标志着伤寒学派的成熟和生命力之所在。这种观点也真正反映了仲景研究伤寒的对象、方法和意义，就是要解决临床实践问题，否则在非主要问题上争论不休，是没有多大意义的，由于实践第一的唯物辨证法观点，使这一派能够在目前的学术地位上占主导位置。这一亚派运用归类编次的研究方法，从不同的角度充分揭示了《伤寒论》辨证论治的规律，大大地丰富和发展了仲景学说。其中有按方类证的，以柯韵伯《伤寒来苏集》为代表；有按法类证的，以尤在泾《伤寒贯注集》为代表，有按症类证的，以沈金鳌《伤寒论纲目》为代表；有按因类证的，以钱璜《伤寒溯源集》为代表，有分经审证的，以陈修园晚年的《伤寒医诀串解》为代表。尽管他们的具体方法、具体观点不同，但从辩证论治出发，这一点则是基本的共同的。
（六）在中国医学上形成的一些主要流派，如河间学派、易水学派、攻邪学派、丹溪学派、温补学派、温病学派及一些其他著名医家，虽然他们都各自有其独特的显明的学术观点和风格，但没有哪一派甚至哪一家公开否定或主张抛开《伤寒论》的，不论怎样，在他们的学术思想理论体系中总可以找到《伤寒论》的灵魂，或看到《伤寒论》的深深的烙印，总和《伤寒论》存在着“血肉”联系，，这就反映了《伤寒论》的真正价值：一是根于临床稳定性永恒性；二是从辨证论治体现出的科学的认识论和方法论，而不是离开此两条基本精神的所谓理论上的甚至是文字上的争论。
综观上述，伤寒学派的形成及其发展历史表明，《伤寒论》作为一部医学经典著作，它存在的意义和价值就在于不仅解决了它问世后一个时代的疾病治疗问题，而且能够经得起千古临床的考验，为中华民族的繁衍昌盛作出了卓越的贡献，也能为世界上一些民族所接受，服务于他们的医疗健康的副业。《伤寒论》的功绩固然归功于医圣张仲景，但也与历代七百多个医家所组成的庞大的伤寒学派（其中有许多大家）和一些国际医家的重视、尊崇、实践、传播分不开，他们编次、整理，注释、阐发，论争、总结、翻译、著述、绍介在千种以上，就象千百颗镶嵌在这个巨大医学宝库上的璀灿宝珠，既永恒地散射着《伤寒论》的实践光辉，又充分显示出《伤寒论》的理论价值。古老的中医学正因为有了伤寒学派才变得这么璀璨夺目，这么博大精深。伤寒学派的众多医家们以自己的辛勤劳动推动者中医学的发展和兴盛，我们有理由相信，在众多医家的共同努力下中医学必将焕发青春活力，为人类的健康事业作出巨大的贡献。
“ 读方三年，天下无可治之病，治病三年，天下无可用之方”大概没有几门科目象中医这样在理论与实践之间存在如此巨大的差异。原本中医理论本身就有一定的模糊性，这对于没有很好接受过东方哲学学习，习惯于分析逻辑思维的学生来说是一个难以跨越的泓沟；再面对临床千变万化的疾病证情表现，我们的学生早已是茫然不知所措。规模庞大的科班教育并没有预期地培养出理想的中医人才，反观以前师带徒式的古典教学模式，似乎还更能教出些精品来。
古人未必比我们聪明，他们埋头背颂《伤寒论》、《药性赋》、《汤头歌诀》，也未必比我们能多领会些道理。但是有一点我们历来比较忽视：他们是在实践中学知识，从实践中找理论；而我们恰好反过来了，学了理论去纸上谈兵。真正的水手是在风雨的洗礼中历练出来的，临床的熏淘也更应当成为学生成长的摇蓝。应此当有学生问及如何去学习中医，回答是到临床去学，没有临床机会，至少也应多看些前人的医案医话，这些都是亲切的第一手资料。也是中医成材的必由之路，我们熟悉的已故肝病大家关幼波先生，就是从苦读四大家医案开始逐渐成长为一代大医。
仔细分析这些病案，你能发现什么叫精华，课本和教材都显得苍白无力。在这些跳跃的思维和频频迸发的灵感中，读者就如同与历代大医穿越时空进行心灵的对话，时而为精彩处拍案叫绝，时而为遗憾处扼腕叹息，时而如长者谆谆善诱，时而如老友对栾，心有灵犀。。。。如果说学医有什么捷径，不过如此而已。
最早的病案始于淳于意的“诊籍“。淳于意又称“仓公“，和扁鹊齐名。这个人个性很古怪，平时不爱看病，而看过的疑难病情他都会把他记下来，留给后人琢磨。这对中医的发展可谓一大供献。可惜他的“诊籍“没有流传下来，仅在《史记》中有其若干事纪的记载。自唐宋以后，中医的著作逐渐多了起来，但是病案的记录较少，而且大多比较简略。大量而详细的病案出现在金元以后，特别是明清时期，病案专著也不断涌现出来。清代的喻嘉言甚至提出了最早的中医的完整格式，把他一惯提畅的“先议病，后议药“的谨慎作风具体化。随着西方医学的渗透，解放后中医发展出现了向西医靠拢的新趋式，中医病案即随之逐渐标准化，直至制定了相应的文件规范。但是一味效仿西医模式的“病案规范“不仅没有起到规范中医的作用，反而使中医生动的灵魂变得如同僵尸一般，成为中医发展又一大遗憾。
中医的学习始终是强调“活学活用“。要解决临床问题，光有教材的思路是远远不够的，要博览群书，广开视野。中医病案作为前代遗留下来的精华，永远是取之不尽的资源。但是不同的时代，不同的医家，其医疗也有不同的水平和特色。这里建议对于初学者，就如小儿脏腑娇嫩，肥甘厚味不宜 多食。应该选择一些详尽而通俗易懂的当代名医医案入手，如《蒲辅周医案》、《岳美中医案医话集》、《全国名老中医经验选编》等。而且对教材中的医案也要多多揣磨，其中有许多是医案中之之精华。待有一定基础，再选择一些深入和有特色的医案，如《名医类案》、《临证指南医案》等研究，对提高临床有许多切实的帮助。
再一个为了增加学习兴趣，可以物以喜为补，先从心仪的医家入手也不错，开卷有益嘛。还有病案本来就体现出中医的一个“活”字，因此在学的时候更要“活“学。很多病案当中只是为读者提供一种思路，至于其具体的用法，则可能因人因地因病情差异而不同。书上说这个方子治疗某个病有效，你必须理解它为什么有效，什么情况下有效，什么情况下不会有效，问出几个为什么，才算学会了东西。学习医案医话好比是进“补“，比较“滋腻“，切勿贪多，不然有碍“运化“，伤食了。
学习医案还要注意各个不同历史时期的学术特色，叙述风格，了解他们的大体优势侧重，才能吸取其精华，避其不足。为此，这里特地选择了从古至今几个历史阶断的不同风格的医案，略加评述，希望能对此有个大致印象。
例一：战国秦汉时期
淳于意断病--神
淳于意治齐人丞相舍人奴，从朝入宫。臣意见之食闺门外，望其色，有病气。臣意即告宦者平。平好为脉，学臣意所。臣意即示之舍人奴病，告之曰：“此伤脾气也，当至春膈塞不通，不能食，法至夏泄血而死。“宦者平即往告相曰：“君之舍人奴有病，病重死期有日。“相君曰：“卿何以知之？“曰：“君朝时入宫，君之舍人奴尽食闺门外，平与仓公立，即示平曰，病如是者死。“相即召舍人而谓之曰：“公奴有病否？“舍人曰：“奴无病，身无痛者。“至春果病，至四曰泄血死。所以知奴病者，脾气周乘五脏，伤部而交，故伤脾之色也，望之杀然黄，察之，如死青之滋。众医不知，以为大虫，不知伤脾，所以至春死。所以至夏死者，脉法曰：“病重而脉顺清者内关。内关之病，人不知其所痛，心急然无苦，若加一病，死中春，一愈顺，及其时。所以四月死者，诊其人时愈顺，愈顺者，人尚肥也。奴之病得之流汗数出，炙于火而以出见大风。——《史记·扁鹊仓公列传》
【评述】这一时期流传的病案极为有限，大多散见于许多史料记载中，有一些具有浓厚的传奇色彩。本案是一个典型的色脉合参判断预后的例子。病机的关键在于脾脏精气衰竭，淳于意从真脏色外露，脉证相逆两方面判断其预后危笃。
对于疾病的预后，往往是中医较为薄弱的环节。这主要是由于中医对病的概念不明确所致。在一般情况下，脉诊和精气望诊具有重要的决定意义。
例二：唐宋时期
张宝藏疗痢--奇
唐贞观中，张宝藏为金吾长上，尝因下直归栎阳，路逢少年畋猎，割鲜野食，倚树叹曰：“张宝长身年七十，未尝得一食酒肉如此者，可悲哉！“。傍有僧指曰：“六十日内，官登叁品，何足叹也。“言讫不见。宝藏异之，即时还京师。太宗苦气痢，诸治不效，即下诏问殿庭左右有能治者重赏之。宝藏曾困其疾，即具疏以乳煎荜拨方，上服之立瘥。宣下宰臣以五品官。魏征难之，逾月不进拟。上疾复发，问左右曰：“吾前饮乳煎荜拨有功，复命进之。一啜又平，因思曰，尝令进方人五品官，不见除授，何也？“征惧曰：“奉诏之际，未知文武二吏。“上怒曰：“治得宰相，不防已授叁品官，我天子也，不即汝耶？乃厉声曰：“与叁品文官，授鸿胪寺卿。“时正六十日矣。其方每服用牛乳半升，荜拨叁钱匕，同煎减半，空腹顿服。——《名医类案·卷四》
【评述】唐宋时期，中医学呈现明显的方术性质。理论面的发展较少，而方剂的收集和编撰则甚为昌行，如《普济方》、《和剂局方》、《千金要方》等大型方书均在这一时期完成，这与当时强调方药的背景是分不开的。本案即是一个例证。荜拨有温中行气理滞的作用，大抵尊荣人膏粱日进，寒湿内停，故以荜拨温中燥湿；又由其久食精粮，胃气不厚，乃以牛乳为佐，燥而勿伤，其配伍亦有独特之处。宫廷御医中亦不乏高手，想来太宗之病亦非难辨之证，却只为偏方所中，这提示我们选药用方之中，还是大有名堂的。
例三：金元时期
李东垣论麻木--深
东垣治一妇麻木，六脉中俱得弦洪缓相合，按之无力。弦在其上，是风热下陷入阴中，阳道不行。其证闭目则浑身麻木，昼减夜甚，觉而目开，则麻木渐退，久则止，惧而不睡。身体重，时有痰嗽，觉胸中常是有痰而不利，时烦躁，气短促而喘，肌肤充盛，饮食大小便如常，为畏麻木不敢合眼为最苦。观其色脉形病，相应而不逆，经曰：阳病瞑目而动轻，阴病闭目而静重。又云：诸病皆属于目。灵枢曰：开目则阳道行，阳气遍布周身，闭目则阳道闭而不行，如昼夜之分，知其阳摔而阴旺也。且麻木为风，皆以为然。细校之，则有区别耳。久坐而起，亦有麻木，喻如绳缚之人，释之觉麻作，良久自已。以此验之，非有风邪，乃气不行也。当补肺中之气，则麻木自去矣。如经脉中阴火乘其阳分，火动于钟而麻木，当兼去其阴火，则愈矣。时痰嗽者，秋凉在外，淫在上而作也，宜以温剂实其皮毛。身重脉缓者，湿气伏匿而作也，时见躁作，当升阳助气，益血，微泄阴火，去湿，通行经脉，调其阴阳，则已。非脏腑之本有邪也。遂以补气升阳和中汤主之。黄
五钱，人参叁钱，炙甘草四钱，陈皮二钱，归身二钱，生草根一钱，去肾热，佛耳草四钱，白芍叁钱，草豆蔻一钱半，益阳退寒，黄柏一钱，酒洗除湿泄火，白术二钱，苍术钱半，除热调中，白茯苓一钱，除湿导火，泽泻一钱，用同上，升麻一钱，行阳明经，柴胡一钱。又父咀，每服叁钱，水二大盏，煎至一盏，去渣稍热服，早饭后午饭前服之，至八贴而愈。——《名医类案·卷五》
【评述】金元时期，中医各种流派兴盛，学术走向思辨特色。本案中，理、法、芳、药、对症，丝丝剖析，分毫入扣。对于气虚麻木的机理作了深入阐释。同时，由于各流派风格的形成，其用药也体现出不同的规律。如李东垣提倡升补脾气的思想，其治疗中即大多贯穿着补气升阳的治法。这既是其独有特色，也可以说是其局限之处。
例四：明清时期
谢映庐剖病--细
家万生廷诏之子，春杪远归，头痛寒热，默默欲睡，医者不知风温之症当用清凉之法，误作伤寒之病，而以辛温之药，渐至神识昏迷，谵语不食，大便不通，小溲或遗，与水则啜一口，与粥亦啜一口，。延余两门人同治，汪生争用附子、干姜，陈生争用芒硝、大黄，两争莫决，急延余视，两生俱称脉象模糊，余诊亦然，及决齿视，舌白干刺，唇虽干而色稍淡，脉与证参，病邪不在脏腑，仅在叁焦。因谓汪生曰：尔以为诸虚乘寒，有神虚谵语之例耶，但舌不应干刺。又谓陈生曰：尔以为叁阳传经，有胃实谵语之条也，然舌色不应尽白。究竟温脏功腑，俱属偾事。盖此证乃风温热邪蒙蔽上焦气分，致令肺气痹极，古称郁冒者即此证也。但有入气入血之分，若入血分，则邪在膳中之内，此则仅入气分耳。夫肺主气，气阻血亦不行，故脉模糊，然亦重按触指，上焦不清，则包中之络脉蒙蔽，故神昏谵语也。浮障之邪，唯与轻清味淡之药，可得去也。汪生问：小便自遗如何？答曰：曷不闻肺与膀胱司气化，热甚而阴挺失职乎。陈生又问：大便不通如何？曰：肺与大肠相表里，且天气不布，地道亦阻之说，吾已讲明有素，何遽忘耶？两生愕然，促以疏方，拣用杏仁、杷叶、知母、通草、蒌皮、山栀皮、竺黄、灯草。药下安睡，大便果通。次早复视，能述病苦，再加琥珀镇心安神而安，仍以清肺药而健。——《谢映庐医案》
【评述】明清继承金元时期的分析思辨传统，并将其向纵深发展，例如温病学派、命门学派都是其代表。中医的“辨证论治“思想也是在这一时期得到丰富和完善。本案中大便不通，小溲或遗，看似伤寒重证；而谵语不食，神识昏迷，脉象模糊，一般都容易向邪蒙心包考虑。但作者通过对舌象的详细辨别和病机的深入揣摩，诊断出风湿闭肺之证。这种重视细节分析鉴别的方法，是这一时期的典型特色。同时用药精巧灵活，不拘成方，也是大多数医家的特点。在这一时期，医案的记述开始详细而有条理，使读者更易学习领会。
例五：民国至当代
蒲辅周治咳--精
患儿，男，3个月，因发热四天，咳嗽，气促，抽风两次，于1961年2月24日住某医院。住院检查摘要：体温39.4度，脉搏106次/分，发育及营养中等，右肺叩诊稍浊，两肺呼吸音粗糙，有干罗音及小水泡音，以右肺为着。肠鸣音略亢进。血化验：白细胞总数12900/立方毫米，中性68%，淋巴32%。胸透：右肺上下均可见片状阴影，肺文理模糊。临床诊断：腺病毒肺炎。病程与治疗：患而于2月21日突然发热，咳嗽，有少量痰，伴有腹泻，日四五次，为黄色溏便，精神萎顿，吃奶少，两天后咳嗽气喘加重，连续在某门诊部治疗，用退热消炎止咳等西药未效。2月24日突发抽风两次，每次持续叁、四秒钟，两次间隔时间较短，当即住院。证见高烧无汗，烦燥哭闹，时有惊惕不安等，先用土、红霉素等西药，并服大剂麻杏石甘汤复以银翘散加味，寒凉彻热，症状未见改善，即停用红霉素。于28日请蒲老会诊。当时高烧40度，仍无汗，面色青黄，咳而喘满，膈动足凉，口周围色青，唇淡，脉浮滑，指纹青，直透气关以上，舌质淡，苔灰白，胸腹满。此属感受风寒，始宜辛温疏解，反用辛凉苦寒，以致表郁邪陷，肺卫不宣。治拟调和营卫，透邪出表，苦温合辛温法。用桂枝加厚朴杏子加味。处方：桂枝1.5克
白芍1.8克 炙甘草1.5克 生姜二片 大枣二枚 厚朴1.5克 杏仁十粒 僵蚕3克
前胡1.5克一剂。药后有微汗出，体温渐退，精神好转。——《蒲辅周医案》
【评述】这是由蒲辅周的第子整理出的一份标准的中医临床医案，案中理、法、方、药齐备，中、西医资料完整，是典型的当代中医医案。本案体现出蒲老精深的临床造诣。桂枝加杏子汤治疗咳嗽人所共知，但是患儿高热无汗，惊惕抽搐，能在这种情况下用桂枝加厚朴杏子汤就非常人所能。蒲老抓住面色青黄，舌淡苔灰白，膈动足凉，胸腹满而断为表郁内陷，而且前方过用苦寒，故以桂枝加厚朴杏子温通宣散。反观其高热无汗，为邪郁不宣之象；惊惕抽搐，为表虚经气不固之象。这反映出临床辨证要综合判断，不能以一隅而概全貌。
案中同时记录了西医的化验和体征，这是当代中医医案的一个特点。显然蒲老不是从这些化验和体征中得到治疗线索，它们一般只是证明西医的诊断，同时用以表明病案的规范化。而且病案的叙述也不同于以往历代袭传的跳越思维模式，更加客观而详实。虽然少了些高山流水的意境，但对于初学者来讲，却更容易入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