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思邈，世称孙真人，后世尊之为药王，唐京兆华原（今陕西耀县）孙家塬人，约生于隋文帝开皇元年（581），卒于唐高宗永淳元年（682），享年101岁。也有人根据《旧唐书》、《新唐书》等分析，认为孙思邈大约生于公元542年，卒于公元682年，终年140岁左右（我们以为后者更为正确，故以之为准）。因各地民俗的不同，故信奉的药王还不止一个，其中著名的还有神农，春秋时期的扁鹊，三国时的华佗，韦慈藏、韦善俊、韦古道等。
孙氏自幼聪颖好学，敏慧强记，他7岁时每天能背诵一千多字，人称圣童。孙思邈的家乡在长安附近，长安为秦汉时期的文化中心，在当时也是东西魏之间战争的后方，当时的战乱对其历史文化的破坏不大。在这种条件下，孙思邈有机会从小就博览群书。因自幼体弱多病，常请医生诊治，以致耗尽家资。因此他从青年时代就立志以医为业，用毕生精力从事医学研究，为民除病，因而刻苦研习岐黄之术。 到20岁左右，他已对医学有一定造诣并小有名气，所以“京邻中外有疾厄者”多找他治疗。除医学书籍外，儒家、道家、佛家的典籍他也无所不读。到青年时代，孙氏已是个知识渊博，尤其精通儒家、道家并兼通佛学思想的颇有功底的学者了。
公元579年即孙氏大约37岁以后，他以聪慧敏锐的头脑和相当渊博的知识看透了当时的统治集团之间相互勾心斗争、彼此倾轧杀戮的本质，加之道家和佛家思想的影响，他鄙弃仕途，离开家乡，先后到长安以西稍偏南距长安600余里的太白山和长安以南200余里的终南山过了数十年的隐居生活。在这期间，他潜心钻研唐以前历代医家的著作，如《素问》、《甲乙》、《黄帝针经》、《明堂流注》及扁鹊、仲景、仓公、华佗、王叔和、阮河南、范东阳、张苗、靳邵等诸家的《经方》，对人体的“五脏六腑”、“十二经脉”、“表里孔穴”、“三部九候”及“本草对药”等均进行了深入细致的研究。除此之外，他也在当时盛行的“阴阳录命”、“诸家相法”、“灼龟五兆”、“周易六壬”即预测祸福、卜筮吉凶、符录消灾等方面消耗了大量的时间。除了熟读经典探究医理，他还利用久居山林的自然条件，钻研并整理记载了大量药物识别、采集、炮制、贮存等方面的丰富经验。
在长年为方圆数百里内平民百姓治疗各种疾病的实践中，他所学的医学理论与临床实践融会贯通，医疗技术达到了炉火纯清的境地。孙氏治病针药并用，效若桴鼓（桴鼓：意思是说治疗的效果像拿起鼓槌打鼓一样，一敲就响，疗效迅速，立竿见影。）。例如唐高祖武德年间（公元618-626年），他成功地治愈过上吐下泻的重症；唐太宗贞观初年（约公元627年），他治愈过几乎不治的虚痨病；贞观九年（公元636年），他妙手回春，治愈了汉王的顽固性水肿病；唐高宗永徽元年（公元650年），他用内服中药的方法治愈过顽症箭伤。如此等等，不胜枚举。除此之外，在他数十年的医疗实践中，经治了600余名麻风病人，治愈率达10%，这在1300年前来讲，已经是一个奇迹。各种多方求治辗转数医而不效的疑难杂证，一经孙氏诊治多可手到病除。就这样，他的名气不仅声噪山林，而且已经誉满京师。
孙思邈淡薄名利，隋文帝、唐太宗、唐高宗多次请其为官，他均托病辞而不受。自85岁以后，他时而居京师，时而居山林，以行医为主要社会活动。 唐高宗上元元年，即公元674年，孙思邈132岁左右，他大约和朝廷有某种联系，受到某种约束，因此他上表高宗皇帝，借口身体不佳申请离京返回山林，高宗未予批准，而特赐其良马，并把当时闲置不用的原鄱阳公主的府第送给他居住。在此期间，孙氏在上流社会颇受尊重，当时的东台详正学士宋含文、名士孟诜和唐初四杰“王杨卢骆”之一的卢照邻等均以“师资之礼”对待他。
孙思邈到了晚年，对天文、地理、人文、社会、心理等诸方面学问无不精通，对事物的发展变化有着深刻和洞察力，甚至达到了出神入化的境地。据《旧唐书》记载，当时的东台侍郎孙处约带着五个儿子孙健、孙儆、孙俊、孙佑、孙佺去拜见孙思邈，孙氏见了他们之后说，孙俊会先发财，孙佑的事业成功将较晚，孙佺在几个兄弟中将会名气最大，但其不幸在于带兵。以后事情的发展果然如孙氏所料。还有，太子詹事卢齐卿幼年时曾遇到过孙思邈，孙氏说，“你五十年以后将为官，我的孙子将成为你的部下”。以后卢齐卿果然当了徐州刺史，而孙思邈的孙子孙溥果然当了徐州萧县的县丞。孙思邈和卢齐卿讲话时孙溥尚未出生。
孙思邈晚年把主要精力用于著书立说，据南宋文学家叶梦得的《避暑录话》所说，孙氏在一百多岁才开始着手写《千金要方》30卷。永淳元年（682）他又集最后30年之经验，著成《千金翼方》30卷，以补《千金要方》之遗。同年，寿至140岁左右的一代名医孙思邈在长安与世长辞。他在遗嘱中嘱咐家人对他的葬礼要从简，不要陪葬品，不要宰杀牲畜祭奠。据《旧唐书》记载，他死后“经月余，颜貌不改，举尸就木，犹若空衣，时人异之。”这可能和他长期练气功并服用某些药物，使其机体代谢发生了某些特殊的变化所致。对此不应轻易视为无稽之说或封建迷信，有待今后深入发掘加以研究。
孙思邈历经隋唐两代，是一位知识渊博、医术精湛的医家。然而他不慕名利，以医生为终身职业，长期生活在民间，行医施药，治病救人。他诊病治疗，不拘古法，兼采众家之长，用药不受本草经书限制，根据临床需要，验方、单方通用；所用方剂，灵活多变，疗效显著。他对民间医疗经验极为重视，经常不辞辛劳地跋山涉水，不远千里访询；为得一方一法，不惜千金，以求真传。转辗于五台山、太白山、终南山、峨嵋山等地，采集药材、炮制药物，提炼丹药，深究药性。他对民间常见病、多发病、地方病多有研究，救治过许多疑难危重病人。他不仅精于内科，而且兼擅外科、妇科、小儿科、五官科、眼科，并对摄生、食疗、针灸、预防、炼丹等都有研究，同时具有广博的药物学知识和精湛的针灸技术。这不仅使他成为唐代名极一时的医学大师，而且使他一变羸弱之体，至百岁而视听不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