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应丽

　　近日《中国新闻周刊》报道，中国卫生人才网提供的数据表明，最近6年，我国共有100多万人通过了临床执业医师资格考试，其中40万人没有注册。也就是说，这40万人最终没有选择从事临床医疗职业。 　　这40万人通过了临床执业医师资格考试，却又放弃一度令人眼热的医生职业，原因何在？是医疗行业就业空间小吗？应该说，现在的医疗资源不是过剩而是不足，即使大医院也不能做到像欧美国家那样实行看病预约制。医生人手少患者人数多，因此，分配到每个患者身上的就诊时间就短，这就出现了患者花几个小时的时间排队挂号，到医生那里可能五分钟就把病看完的现象，但医院却限于编制和安置问题不能随意进人。而小城市偏僻的乡镇医疗资源绝对不足。上世纪六七十年代还有一大批赤脚医生行走于乡间田埂，但随着时间的推移和行医制度的规范与严格，这批人已经退出了历史舞台，致使一些穷乡僻壤的医疗资源严重匮乏而使许多人不能得到合理及时的医疗救治。 因此，笔者认为，40万人放弃行医，排除大中城市、大中医院不好进等因素外，在很大程度上可能是由于医疗行业生态环境令他们望而却步。 　　从内部讲，医疗行业近十几年来形成了一套潜规则，比如用药提成——促使医生给患者开提成高的厂家的药，即使这种药不完全符合患者病情需要；如收取红包，一台手术外科医生收多少，麻醉医生收多少……其实，每个医生在考入医学院之后或之前，都以救死扶伤为自己职业的最高追求和职业道德。但是，救死扶伤的崇高目标和职业道德的实现都需要经济投入来保证的，也就是说，救死扶伤是有成本的，有了成本就必须有回报。有人说，一个必须要考虑经济成本和回报的“救死扶伤”道德标准和职业准则，就是一个打了折扣的标准和准则。一个可以被打折扣的道德标准和职业准则，还能成为职业标准和道德准则吗？事实上，一个被推向市场经济的医疗行业在坚守其职业道德的同时，更应遵照经济规律办事，那么，被市场经济化了的医疗职业道德还能承受得起其神圣的使命吗？因此，绝大多数医生都在“救死扶伤”和救死扶伤的“经济成本”的两难选择中煎熬着自己的良心、道德操守和职业素养。2006年《北京文学》上发表了一篇报告文学《天使在作战》，文中对一位有良知的医生向医疗行业潜规则宣战经历的种种磨难做了详细的披露……所以，与其饱受道德煎熬，不如抽身而退，从事薪水虽然很低，但良心坦然的职业。 　　从外部看，社会对医疗行业的垢病越来越多、越来越激烈，而这些垢病并非完全是医院或医生的责任。如北京某医院一患病产妇，因家属拒绝履行签字手续没有及时实施剖腹产导致产妇死亡的事件，虽然舆论对产妇家属谴责很多，但这家医院还是要承担“不作为”、见死不救等恶名。近年来，患者大闹医院、羞辱谩骂医生、对医生大打出手、将医院告上法庭等现象，对于众多医院来说已经是家常便饭，而舆论几乎是一边倒地认为责任在医院和医生。 　　内部本来就有问题，外部还一个劲地往里扔“臭鸡蛋”，谁心甘情愿将自己的职场生涯安排在这样的环境里呢？ 　　然而，我们无法回避这样一个问题：40万人弃医最终伤害了谁？ 　　对于这40万弃医者来说，当初选择医疗行业是因为爱，为了这份喜爱的职业，从高考到专业学习，至少要五年到八年的时间，当拿到执业医师资格证却要弃医之时，相信他们的心是在流血的。 　　 　　但是，受到伤害最大的还是我们整个社会。人类需要健康，健康离不开医生。也就是说，无论你对医院、对医生有什么看法，你吃五谷杂粮，就会生病，就会离不开医生。只有医院办得越好，医生越优秀，我们每个人的健康才越有保障。而能够通过执业医师资格考试却弃医改行的40万人，无疑是优秀的，是最有可能成为出色医生的人，也是最有可能成为我们健康保护神的人。他们弃医，使我们的健康少了40万个保护神——这是整个社会的损失！ 　　亡羊补牢，犹未为晚。医疗行业已经到了需要彻底改变行业生态环境的时候了。对内，应该勇于去除腐肉，整治行业毒瘤；对外，树立良好职业形象，强化服务。而社会在加强对医疗行业合理监督的同时，更应该多理解医生，少一些过激言辞和举动，多一些包容，共同营造一个良好的医疗行业生态环境。 　　来源：《中国医药指南》